“两会”刚刚过去,社会各界讨论“两会”热点话题的热情还未减丝毫。昨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万众楼举行了一场别出新意的“两会”解读会。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的世界级专家、现担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的斯蒂格利茨教授(Joseph Stiglitz)参与了讨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老师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从多个角度对今年“两会”传达出的信息进行了自己的解读。
林毅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着手点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老师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到五方面的内容,但真正的着手点应该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要按照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和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目标,把广大农村建设成为“生活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饮水安全、道路三通等标准,需要4万亿人民币,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应该在2020年完成,距今还有15年时间。因此,按4万亿的总数来计算,这15年时间每年至少需要2700亿元的资金。而去年中央的对“三农”的总支出为2975亿,其中用来支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只有293亿。因此,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
这个资金缺口怎么补?首先政府应该逐年增加支农资金。其次,要增加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对“三农”的支持。 在此过程中必须把握几个原则。一是因地制宜原则;二是量力而行原则;第三,一定要尊重农民,不能由地方政府一窝蜂地搞运动。
林毅夫老师强调,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不能推行样板,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华西村模式、赣南模式等在一些地区成功的模式。新农村建设不能拆屋毁村,一定要以原有的自然村为单位进行建设。
姚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把农民组织起来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年均达到了9%左右,但是城乡差距也日益扩大,城市收入是农村收入的3.2倍,为世界最高。农民没有从发展本身得到足够多的好处。姚老师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从韩国的“新村运动”借鉴来的。韩国“新村运动”中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其实是非常少的,主要做的是组织农民的工作。目前,我国农民的无组织化已经达到了可怕的地步,“村霸”没人管,组织力量薄弱。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新农村建设并不是要把农民“附着”在农村,阻止其进城,这种想法是要不得的。
卢锋:淡化数字是一种进步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教授为发言做了细致的准备,他从纵向回顾我国“五年计划”的历史入手,指出我国的五年计划由“计划”变为“规划”,计划文本中的数字越来越少,由早年的上百个数字减少为现在的30几个数字,说明我国五年计划的性质正在慢慢由政府的刚性经济干预计划转变为一种更加有弹性,更加考虑到市场等因素的政府综合评估。
卢锋老师现场拿出图表,凭借对历届五年计划本文的细密解读,得出了自己精彩的有说服力的结论,他还结合事例就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基础教育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获得了现场听众的热烈欢迎。
巫和懋:看“专利地图”再创新

刚刚加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台湾经济学家巫和懋教授在发言中以台湾著名企业“台机电”为例,指出在自主创新过程中一定要量力而为,要按照“专利地图”寻找自己的创新领域,不能在任何领域都搞自主创新,不要把全国的精力都集中在没有前途的创新领域。消化吸收、品牌行销、文化传播同样也是创新,不能受限于原始创新。
巫教授认为,自主创新应该以企业为主导,政府需要做的是企业不容易做的部分,譬如集合产业内多家企业,联合创新。政府在构成方面要缩小,但在效果和力量方面要加强,“管其所当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很多老师也都在“解读会”上发表了各自的意见。霍德明教授认为农村信用社数量要减少,作用要增大。沈艳老师谈了自己对民间金融、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汪浩老师则从垄断法的制定角度谈了国有企业垄断问题。何茵老师指出,西部农村不仅缺乏启动资金,还存在基建设施差的问题,如果搞好农村基建,农民是愿意留在家乡的。
最后,作为嘉宾的斯蒂格利茨教授对各位老师的发言作了点评,他再次重申了中对中国“十一五”规划体现出的和谐理念的盛赞。
整场“解读会”持续了约三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