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务院批准，每年九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迄今已开展了八届。随着语言的社会应用规范化在全国范围的逐年推进，由于流行方言的空间受到挤压，各地学界此起彼伏响起“保卫方言”的呼声。日前，记者在基层调研时所见所闻竟生出许多新的认知。

　　2005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通知，除重申了电视剧语言不得使用“港台腔”的禁令，还特别规定了地方戏曲片以外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少儿题材电视剧、宣传教育专题电视片一律要使用普通话。

　　由此又引起了社会对政府依法推广普通话工作的特别关注。

　　推普并非要“封杀”方言

　　早在2004年各省市“两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的提案呼吁保护杭州方言，提倡在非正式场合“用方言交流”，并建议对全国近百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及所有省会城市的方言都进行保护。2005年秋季开学，上海的初中语文补充教材增加了一个正面介绍上海方言的“上海印象”单元，可以看作是对上述“避免这种有地域特征的非物质性历史文化逐渐消失”的一种回应。

　　流传了千百年的方言，尽管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与现行标准普通话的差异十分明显，但作为一些特定区域的文化载体却有着极强的传承力，在东南沿海的客家地区甚至延续着“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的说法。有着“处处为客，四海为家”悠久历史的客家人，在坚守文化疆界的能力方面表现得格外顽强，虽然各地的客家话都在不断发生着“交叉感染”，但大同小异的客家话还是成为客家人相互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历史上顽强守护自己乡音的例子还有国民党桂系首脑白崇禧。他“命令”子女不管在外面讲什么话，回到这个家必须讲桂林话。乃至他的儿子白先勇（现为台湾作家）尽管在桂林一出生就遇上抗日战争，随后辗转流徙于四方，却能讲一口标准的桂林话。

　　普通话毕竟只是与外面人打交道时才派上用场的，它在民间口语里所以没有根，是因为缺乏方言的鲜明生动，这不能不成为方言区民众对代代相传的方言文化情有独钟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上海话“活塞”、粤语“精怪”，就比相对应的普通话“憋闷”、“聪明”要形象许多。语言学家也承认，方言词汇中那种浓浓的“味道”，是用普通话翻译不出来的。近年间广东、成都、重庆等地播放的方言电视连续剧收视率都很高，正说明了方言所蕴含的独特的幽默与魅力，更加贴近当地民众的真实生活。北师大已故教授俞敏先生生前说过：“口语（即方言）里的每一个词，学的时候都伴随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引起强烈的联想，而书上抄来的词（即普通话）缺这些个。”眼下新闻中偶尔出现一两个方言词汇，为什么很能给报道语言增色添彩？或许道理也在于此。

　　教育部的权威人士告诉记者，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一向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原则。据一位在汕头供职多年的干部介绍，当地归侨基本上是“与家乡人讲方言，与外地人讲普通话，与外国人讲英语”，见到家乡人说说方言确实有一种同根同源的亲切感，当然也有有意维护“故乡情结”之意。但是他又认为，如果不分场合与对象刻意保护方言，就可能在心态上形成一种“方言优越感”。特别是在国内一些有上百万流动人口的经济发达城市，如果以方言昭示这种优越感，甚至故意捉弄不懂方言的外地人，反而会导致外地人的反感，不利于交流。

　　实际上，即使是粤语久居语言强势的广东，短短几年的推广普通话也已呈现遍地开花的成效。据2004年教育部的一份专项调查，在广州，白云宾馆和南方大厦这样的大单位都已要求员工在岗位上必须讲普通话，几名营业员与调查者交谈时表示，现在讲普通话可关系到我们的面子和票子哦！在佛山和肇庆，面对一道“你用什么输入法在计算机上敲出汉字”的问卷题，就有92.86%的初中生回答是“汉语拼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普通话在当地的推广程度。

　　普通话是国家法定的公用语言。国家对语言统一化的目的，就是打破语言的壁垒，让人们实现无障碍交流，促进彼此的理解，以利于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在正规场合说普通话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挡也挡不住，这与保护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并不冲突。出于适应交流的需要，如今许多香港、澳门人都在积极学说普通话，同时也没有妨碍他们在非正规场合讲方言。引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付程的话说，只有越规范的语言，自由度才越大，传播范围才越广。

　　商品社会需要普通话沟通

　　“喂，有电话啦，是我呀”，这个吐字标准、发音稚嫩、极具个性化的彩铃声，竟出自坐在记者对面的云南楚雄市子午镇法邑村段再朝书记腰间的手机。这位年近花甲的村支书介绍，当初村里自编自演的一个名为《搞不懂》的小品，改变了全村人不会说、不爱学普通话的习惯。小品讲的是外省某商贸公司一个收购员到村里收购羊皮的故事，由于说不了普通话，村民方言的“羊皮”发音成了“鸭皮”，还把人家公司名称“华美”发音成了“发霉”，结果一笔大生意就这样泡了汤。村民们在会心的笑声中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竟与会不会说普通话如此息息相关，这是全村学说普通话的最大动因。

　　紫溪镇前进初级中学校长杨继聪，也不厌其烦地用一个曾发生在该校的真实故事教育一届届的学生学好普通话。几年前，一名学生辍学后私自搭火车到新疆摘棉花，由于不会说也听不懂普通话，干了两个月一分工钱没拿到，只能一路乞讨返回家乡。杨继聪校长说，其实这只是前些年各乡镇零星到外省打工村民受骗上当中的一例。外省一些地方存在语言歧视的信息传开来，有的乡镇不会说普通话的村民就不敢再外出打工了。他们即使到公路边叫卖自己生产的水果蔬菜，南来北往的驾驶员也都愿意与会讲普通话的村民做交易，更不要说附近大型国企招工都有“会用普通话交流”的要求了。我把这些身边事归纳出“不学普通话，难以走天下”的道理，对学生的启发还是相当大的。

　　从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到村民们在当地交易农产品，只要说好普通话能得到实惠，学说普通话便成为村民们发自内心的一种追求。尽管他们开始学说时免不了生硬，没有方言说得流利上口，他们也总是耐心地请村小的老师帮忙纠正自己的发音不准、语调不和谐、用词不当等问题。在法邑村，踊跃参加一轮又一轮普通话集中培训的有党员、干部，还有服务窗口的、外出打工的。如今，全村已实现了男女老少与外界无障碍的语言交流。率先垂范的村支书段再朝向记者透露，他的普通话水平主要是通过天天模仿无线广播的发音，以及受到正在上幼儿园的小孙女的随时纠正才“天天向上”的。

　　学界曾普遍认为，推广普通话的难点在乡村，因为乡村保留着比较多的古汉语，而普通话历来在村民心中属于场面上的“官话”，谁憋脚地学说几句“官话”就会被嘲笑是“拿腔拿调”。如今，这种认识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一桩桩发生在邻里间的“会讲普通话好赚钱”的切身经历，大大激发了村民学说普通话的积极性。就像在一度驰名于北京的秀水街服装市场，来自各地的商户们主动学说外语一样。

　　然而不一样的是，在学说普通话的过程中，村民们日常交谈的措词不知不觉变得严谨了，语调也不知不觉变得舒缓起来。子午镇党委副书记张林颖在仔细描述这个变化后说，我问过不少村民：“现在大家都说普通话，村里吵架骂街的为什么没有了？”他们回答：“因为我们不知道普通话里有什么粗俗的脏话可拿来用。”这至少说明他们在与普通话的比较中认识到自己听惯并说惯了的方言俚语中还有糟粕在。推广普通话的深层意义，在于提倡讲文明用语，做文明公民，这不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村的一个重要标志吗？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推广普通话的力度持续增强。一项统计显示，如今的云南楚雄在实施推普的水平测试、目标管理及量化评估方面已位于全国数百个地级市的前列。走进那里正在发挥着推普基础作用的一所所中小学校园，映入眼帘的“普通话与青春携手，文明语同时代并肩”的醒目标语，既是对在校成千上万中小学生一种积极向上的鼓励，又表达着50万楚雄人一种渴望建设和谐社会精神文明家园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