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放弃对教育的大包大揽，吸引社会资本办学，各种体制形式都应鼓励试验，只要能快速地、低成本地增加教育资源；

　　政府的本职是制定教育标准并加强监管，为各种体制的办学发展和竞争提供公平环境。

　　教育收费问题又一次被放上公共祭坛，十年多来，这个问题愈演愈烈，已经到于国于民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但是，仅靠一些限制性、惩罚性的措施，能否止住教育乱收费现象的蔓延？如何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是否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我国现行的教育政策？

　　为此，记者采访了广州市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张铁明研究员，张长期专门从事教育经济研究，他针对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问题提出了另一种思路。

　　教育资源存量稀缺高乱收费事出有因

　　《21世纪》：社会上对教育高收费、乱收费的问题意见非常大，但是高额赞助费、择校费能节节攀升到今天这样高的水准，是否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张铁明：教育高收费出现的原因，一是部分解决了温饱的国民有能力为儿女选择教育作经济支付；二是过去计划体制惯性作用下造成的教育资源紧张供给局面。既然优质资源奇缺，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总要去想方设法争取，这就导致教育消费的价格水涨船高了。

　　所以，治理乱收费不是简单地抓几个校长的问题———除了真正搞腐败的校长应该抓以外，校长乱收费的错，仅仅是个人行为对体制弊病的折射，不解决整个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资源合理分配的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乱收费的问题。

　　《21世纪》：但是高收费不但在现行体制下导致腐败，也在事实上呈现出教育对贫困学生的排斥，有悖国家普及教育的初衷。

　　张铁明：现在有一种不恰当的舆论导向，对教育公平的讨论正在情绪化，却没有衡量在初级阶段，公平能达到什么程度。

　　中国教育发展不均衡是长期形成的。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为了保证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拔尖”人才的培养，国家长期以来实行倾斜政策，集中优质教育资源进行“精英教育”，从而造成同区域内各学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

　　那么，是否要把占我国2％的省市一级公办学校全部撤掉，所有学校平均投资就公平了？不！

　　这既是一种对公共资源非常不负责任态度，也会造成教育上的共同低水平，其实也是一种特别的不公平。

　　是不是全卖掉公办学校，搞民办学校，竞价收高费，专供有钱人上学，把卖来的钱撒胡椒面似地去扶持其他的薄弱学校就公平了？也不。这样做，对于我国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及以下的人，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你让他们全都失去了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而且，只要还鼓励校长出质量、出特色，就会有新的好学校出现，就又会有人要择校，那不是就又要高收费乱收费了？！

　　现阶段我们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资源匮乏。超越阶段谈“公平”，是一种冲动。媒体大量报道一些贫困家庭大学生因交不起学费导致家庭悲剧，这其实是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特困家庭，每年即使交3000元学费是个天文数字。但这并非教育问题，与收费无关，不应把教育当成替罪羊。

　　目前出现的收费问题，是现行体制机制下教育资源不充分造成的。不正视我国现实中教育资源的存量稀缺情况，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开放社会资本办学鼓励多种体制发展

　　《21世纪》：现在矛盾更多表现在优质资源的供不应求上，而行政教育部门更愿意锦上添花培养名校，而不愿意雪中送炭扶持弱校。那么，如何处理好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

　　张铁明：首先要改革国家教育投资体制，改变投入结构，强化政策引导，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将更多力量用于对薄弱教育资源的改善上，让整个教育资源及优质资源都实现不断增长。

　　没有整个教育资源及优质资源的不断增长，“精英教育”政策就很难改变。

　　《21世纪》：业内普遍呼吁政府要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并改变现有投入结构，您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乱收费问题，有哪些切实的路径？

　　张铁明：一定要走体制创新的道路。比如说，第一，可通过资本运营等手段，多渠道筹资，增加教育资金。比如发行教育彩票、债券，建立地方普及高中基金，鼓励有实力的教育集团上市筹资，等等。比如上海，从旅店住宿费中抽取一定比例的普高基金。目前城市教育附加费是征3％，也可以考虑略增。

　　第二，要减少非正规教育经费的占用。我统计过，目前教育总投入中至少1／4是被与教育无关的附设非社会化机构占用了的，必须在这方面考虑体制改革。教育经费奇缺但浪费极大，这是“中国特色”！同时，公办学校也要提高教育经营管理的水平，避免大量浪费。

　　第三，要大力鼓励多体制形式办学。比如用现有的公办学校的品牌吸引社会资本，向社会提供更多优质资源，这种办学模式起步快、成本也低。

　　可以采取承包制、委托制、公有民办、民办公助等，只要能快速、低成本地增加教育资源，各种体制形式都可以走。政府应让出更多的教育市场份额。市场放开可以采用渐进式，比如高中不要再控制得那么死，可以考虑降低一点社会资本准入的门槛；大学可以在专科院校与高职院校领域，先引入社会资本全面展开竞争，普通本科大学也可让出一定份额由社会力量办。

　　现在的状况是国家包不了却死死包住，导致了一连串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整个教育投入中，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还达不到5％。可见办法总是多过困难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全新的体制空间。

　　《21世纪》：但现在有一种情况，比如有些所谓“公转民”学校成为既享受无偿公办资源、又享受民办收费待遇的新“敛财”模式，搞不公平竞争。

　　张铁明：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放开市场、发展这些形式是正确的方向，至于其中出现一些问题甚至混乱，这属于管理问题。改革就是利益格局重新分配。但监控不力，任何正确的改革都会出问题；有利益受损方，或有人从中腐败，并非一定与这改革及其方向有必然关系。首先要允许发展，出现问题再规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发展，同时监管要跟得上。

　　全国教育财政投入是3000多亿元，如果全国在校学生中选择读民办学校的每增加1％，就可节省30亿元财政投入的花费；以大学生平均学费每年5000元计，国家财政节约下来的这笔钱就可全额补贴占大学在校生总数5％的特困生顺利完成学业。这就是体制变革的力量。

　　没有体制创新，就不可能实现教育公平。到目前为止，属于整个社会济困制度体系一部分的国家贫困学生扶助制度并未建立起来，靠“希望工程”、“女童救助基金”或社会自发的救助金等慈善行为，只能是杯水车薪；国家应该把更多教育市场份额出让给社会资金办，然后把由此产生的教育经费的节约增量，去建立完善的国家教育资助制度，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政府淡出干预教育制定标准实施监管

　　《21世纪》：为了遏制学校巧立名目乱收费，有没有可能把各种收费项目取消，就按一项总费用收取？

　　张铁明：“一费制”实施起来很困难。学校要保证教育的高质量，但是，教育成本不断攀升，而财政资金投入又很难确保。

　　治理教育乱收费，司法也必须介入。我国在教育方面的法规，在法律责任界定上比较弱，依法惩治的操作性差，应当把乱收费现象作为一个法律问题来处理。

　　《21世纪》：教育管理体制本身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一边强制按户口所在地就近入学，一边通

　　过财政投入倾斜、考核评比，把公办学校分为三六九等。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该扮演什么角色？

　　张铁明：政府应当逐步减少对教育的直接干预，在承担教育公共财政职能的同时，更多职责是制定教育标准以及教育监管的职责，关键是创造一个引导教育模式创新的法律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