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投入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现担任教育部初中实验语文课本主编。
大约五年前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的一篇《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曾惊动全国，指出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弊端重重；一张考卷覆盖天下诸多不合理，要求各省分别命题。这以后，孙教授不断批评全国语文考卷的种种显而易见的错误，后受命主编初中语文实验课本。对此次高考命题放权他又有怎样的看法和观点呢？本报记者 昨日独家专访了孙绍振教授。
答应接受这次采访的时候，68岁的孙教授是满脸欣慰和抑制不住的兴奋，“终于动到了高考这个心脏部位，这绝对是突破、成功，是五六年来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他说，从1998年“炮轰”高考的全国统一体制，到现在才几年，没有想到这么快命题权就下放。
采访中孙教授的语速明显比平时放慢了许多，他说要认真对待这次访谈，“在这个时候出来说话，我义不容辞”。
过去高考试卷的某些僵化教条，使得教学机械化
记者：在大约5年前您的一篇《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提出结束全国统一考卷的垄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几年教育界、学术界对已经沿袭数十年之久的全国统一高考体制进行了全面的反思。高考也有了一些改革，为什么又有各省命题这样的决策呢？
孙绍振：人才的选择，最可靠的办法不是考试，而是实践。考卷是规格统一的，当规格化达到极端时，就产生了滑稽而野蛮的八股文程式化的考试方式。但人才是不拘一格的，考试有很大的局限性，就是历朝的“状元”，一般说来，在创新性的领域也没有太大的出息。但是考试又是一种比较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手段，矛盾只有在考试模式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克服，考试的生命就在于其不断创新、对现成的模式进行突破。恢复高考，只解决了竞争的平等参与问题，并未解决考试规格化和人才不拘一格的矛盾。没有一种考试模式是十全十美的。全国统一的考试模式采用客观化标准化的考试模式已经近二十年了。有些局限性早就暴露出来了：虽然全国统一的卷子也有所改进，但是，不够彻底。
以语文卷为例，历年来偏题、怪题与正常难度的考题鱼龙混杂。每年都有一些伪命题甚至荒谬的标准答案。造成了教学实践的许多困难，许多中学的专业老师对某些题目无能为力，甚至大学教授做不好高考试题。试卷上的某些僵化教条，使得教学机械化，严重扼杀了学生的个性、想像力和创造力。但是，考卷一直是独家垄断的，没有竞争和淘汰机制，要从根本上有序地突破就比较困难，这常常引起我们的忧虑。
记者：全国统一出考试卷子，每年命题的专家、老师并不一定是重复的，往往有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创造性就没有办法体现呢？
孙绍振：我想这就是理念和体制的矛盾了，在固定的不变的准则指导下，所选拔的命题者就不可能是变化万千的，所谓鱼恋鱼，虾恋虾，觉得螃蟹长得很不像样子。这是一个选拔原则的问题，指导思想不变，就不可能容得下不同思想的想法。而且中国这么大，全国命题的专家库毕竟是沧海之一粟。
自主命题捅破了教育体系的“血栓”
记者：如今5年过去了，高考体制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您当初厉言痛陈的种种高考弊端是否也将随着这次的命题权的下放而寿终正寝？
孙绍振：评价体系是教育体制的一个子系统，这个环节中的最关键的一环就是高考。这些年高考各个子系统的改革迅猛进行，以语文考试为例，客观题正慢慢减少，主观题开始增多。这是令人鼓舞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改革和其他方面相比，如和课本和教学理念的变革相比是滞后的。有些改革是换汤不换药。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子系统的长期的滞后，哪怕是局部的，也可能变成“血栓”，整个系统就有梗死的危险。现在高考命题权下放到地方，不能说它立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从体制上堵住了要害部位滞后的漏洞。这个“血栓”被捅破了，淤积的弊端也会慢慢化解。国家教育部的这一步跨得是很大的，很有魄力的。
记者：您认为什么样的选拔人才的形式才是最理想的？
孙绍振：从各省自行命题，过渡到各学校自行命题，像现行博士生入学专业考试一样；将各校招生考试时间分批错开，一个学生可以多考几次，避免一考定终身，一锤定音；或者像德国那样，用会考制度，只要会考及格成绩就永远有效，实行入学申请制，若一校名额已满，明年还可以再来。当然，由于中国高考教育还没有完成从精英到普及的过渡，这种理想的方式，离我们还是很遥远的。
现在能迈出“命题放权”这一步已经是巨大的，令人振奋的。
不管如何命题，素质和综合能力永远是最重要的
记者：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很多教师都感到后悔，说没有抓住前段时间与我们省高校教师交流的机会，因为他们得知这次自主命题将以我省高校教师为主。
孙绍振：大笑 我也不知道，将来命题者是什么样的人物。但是不管是谁，都要根据国家颁布的考试说明和大纲。从这一点上来说，有两点可以说是明确的，第一，这是一种改革的措施，因而改革的精神必然有所体现，因而，有一家报纸上炒新闻说，今年的考卷和去年差不多，我想可能是不全面的。第二，不管怎么改革，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素质和综合能力永远是最重要的。
至于说到“接触”高校老师，我想高校老师和中学老师一样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特别是在当前，事情来得这么突然。出卷的高校老师，他们如果不向中学老师学习，不和中学的教学实践相结合，也可能脱离实际，把好事情办坏。
至于一些中学教师可能善于猜题、押题，但是，我提醒一点，不要将效果夸张化，也许他们猜题时，猜10道20道，也许真的能中那么一道，我想这的确表现他们的智慧超群，但从那么多的题目中，得到一题两题，我想和认真钻研一个章节的效果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记者：这次的自主命题对学生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孙绍振：对学生来说绝对是一个解放的福音。首先在统一试卷中出现的一些不合理、无谓的人为的难度都会降低到最低限度，由于出题模式僵化造成的纠缠也将会减少。新课标对考查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是不会有变化的，而多种试卷更能体现出教改的这种精神，更能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素质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深层的，稳定的，考试失常或者高分低能、低分高能的现象，相对说来，可以得到减缓。对中学的教师也同样是解放的福音，至少可以减少无效劳动，在无谓的牛角尖中解放出来，可以把力量集中到有效方面去。
我省早就有过高考自主命题的经验
记者：很多教师都提出这样的疑问，在这个时候改革合适吗？时机成熟了吗？
孙绍振：时机其实早就已经成熟了。我省的教改，在理论和某些实践环节，一直走在全国的前沿，是这个领域里很引人注目的一支生力军，但考试改革不可能领先。这就使得中学教师十分苦闷。
过去我们在努力编写新的教材，教育部专家评价挺高，说“很精致”，但我们还是深深地感觉到了痛苦，因为我们明白考试不改，教材再怎么改也无济于事。基层的老师的改革也只能永远停留在表面上，我们不能在分数、排名上对他们有帮助。
记者：也有教师家长在担心我省第一次命题是否有经验？时间是不是也太匆忙？
孙绍振：其实在刚刚恢复高考的1977年，就是我省自己命题的，时间紧迫得多了。回过头看77届选拔的学生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优秀的一届，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会比那个时候更有经验吧，出题的水平也要更高吧，保密的措施更为科学吧，我想完全不必有这方面的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