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栋 江苏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为什么说“渔人”是“愚蠢”的呢？

　　第一，因为他入而又出。

　　魏晋时期，连年战乱，社会腐朽黑暗，官府暴政比秦时尤甚，百姓民不聊生。世外桃源的境界是美好的，它宁静、平和、悠远、生活富足、民风淳朴。面对如此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好的生活境界，凡夫俗子当然应该是求之不得，就连“刘子骥”这样的“高尚士”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想去都不能实现，“渔人”这个撞了大运的家伙却“停数日，辞去”。从“辞去”可以想象到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离开的，而且态度坚决。他竟然不想留下来隐居村中，却要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受罪，实在是愚蠢透顶。

　　第二，因为他去而作记。

　　渔人既然要走，那你就走呗。可他“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他竟然在回去的路上到处作了记号。作记号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以后再来。“世外桃源”是作者期待的悠悠历史与攘攘现实之间的一种理想境界，是作者幻想的饱受战乱之苦却对前途茫然无助的世人根本无法得到的生活境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岂是你一个渔人想走就走，想来就来的？有此想法，就是愚蠢，有此做法，更是可笑。因此，作者为这个狡猾的“渔人”设计了“遂迷，不复得路”的结局，既造成了一种神秘莫测的气氛，更是对渔人痴心妄想给予的无情讽刺。

　　第三，是因为他言而无信。

　　做人应当以诚信为本，村中人对渔人是善良真诚的，他们主动地、毫无保留地向渔人介绍了隐居桃源五六百年的生活经历，热情诚恳地设宴款待他，对他没有提任何要求，只在分手送别之际希望他“不足为外人道也”。他们既谦虚地表示他们的生活经历很平凡，不值得对外面的人夸耀，也用此委婉的语气诚恳地表明自己不愿也不屑与世俗交往的心情。当此之际，渔人的承诺必定是“当然、当然”，“一定、一定”。可是这个无耻的小人一出桃花源，立刻就“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不但“为外人道”了，弄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连远在南阳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他甚至还主动带上太守的一班人马“寻向所志”，差点儿把桃花源人宁静、平和、美好的生活彻底打破。如此不守信用、违背诺言、出尔反尔的小人，在外柔内刚、志行高洁的陶渊明看来，是极其愚蠢的、可耻的、可恶的。

　　第四，因为他急而媚官。

　　有奇缘，遇奇人，本来是好事，偶尔忍不住了告诉亲朋好友或许可以谅解，可是“渔人”“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告诉太守，无非出于几个原因，一是把这事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显示自己经历的奇异，以期获得太守诸人的敬重；二是把这经历作为巴结太守、趋奉权贵的资本，以求名利双收。因此他不仅“为外人道”了，而且还带人来“寻向所志”，当初“处处志之”，显然是早就存了出而复寻、邀功请赏的心思，其为人之奸诈、内心之险恶、媚官之心切，已昭然若揭了。可他机关算尽太聪明，桃源佳境岂能被他这等愚人寻到，他与桃源人截然相反的丑陋言行只能是进一步衬托出其愚蠢罢了。

　　陶渊明为什么要设计出个“渔人”并含蓄委婉而又充分无情地嘲笑、讽刺他的“愚蠢”呢？

　　这与作者的生活、性格、思想是分不开的。

　　首先，桃花源是作者努力追求的理想化的生活境界，作者不愿让世人俗客打扰、破坏其境界的完美，凡是有意闯入桃花源且不能解其真善美者，当然是痴心妄想的“愚人”。在作者看来，这种境界是普通人所追求不到的。“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桃花源诗》中的这句话，用反问语气，就明确、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的清高和对“渔人”这样的根本不懂得珍惜、追求这种融自然与精神于一体的美好生活境界的俗人的蔑视。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希望自己能够进入那样的生活境界中去。在作者看来，只有那些品质高尚的先贤圣达，才能引导自己达到理想的极境，找到精神的知音和净土。像“渔人”这样的凡夫俗子，太守那样的官场政客肯定得不到，即使是刘子骥那样的高尚之士也难以觅得。而贫穷的生活使自己时有“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的出仕之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的为官之苦又使他产生归隐之意，在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现实生活中，作者感到即使是自己要想寻找到桃花源那样的生活境界也是艰难的。因此从另一个侧面看，自己希望像那个渔人一样得到桃源胜境，又何尝不是愚蠢的呢？所以说“渔人”设计既是作者对世人俗客的嘲弄，在深层意义上也是对自己追求桃花源那种生活境界的自嘲。

　　其次，表明作者对“渔人”这样背信弃义、虚伪奸诈之徒的鄙视。陶渊明“少无适俗韵”（《归园田居》），不喜欢媚世求俗；与人交往讲究真诚，亲戚朋友知道他虽然家庭贫困，但爱喝酒，有时就备酒请他，他“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这样喝了酒走人连招呼也不打也不会生气的朋友，才是真朋友，彼此才谈得来，这些“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能与他一起读书、讨论问题的人才是值得互相敬重的；对不了解、有所求而接近自己的人他嗤之以鼻，时已为官的颜廷之，曾主动上门拜见他，并送给他一大笔钱，因为不了解他，不知其目的，陶渊明就不予理睬，后来彼此熟了，知道都是性情中人，才接受了他馈赠的“二万钱”，并把钱统统送到酒肆里去，预付饮酒之资，“稍就取酒”。其直率真淳的性格，对“渔人”这样的名利之徒当然不屑一顾。

　　第三，在陶渊明的思想中，他最痛恨的就是阿附权贵之人。他曾把“官场”比作“樊笼”，把为官时的自己比喻为“羁鸟”，以至于仅仅因为不愿见督邮就愤而辞官，并说我岂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可“渔人”竟为一己之私，不惜出卖热情招待自己的“村中人”，急急忙忙去告诉太守，并且为其带路，这种趋炎附势之徒，作者是最瞧不起的，所以作者毫不留情地借“渔人”之谐音嘲讽了求官媚俗之徒的“愚蠢”。

　　由此可见，《桃花源记》的主题不仅在于作者对没有压迫剥削、人人安居乐业、彼此和睦相处的社会理想的向往，而且直接通过对“渔人”的身份设计表达了作者对不守信用、虚伪奸诈、趋炎附势的市井媚俗之徒的强烈讽刺和批判。